不少人对毛泽东这个来自农村的普通农家子弟的军事才能感到好奇。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也没有学习过国际课程的军事理论，但在长期的战争中，他成功地击败了许多受过专业训练、且拥有强大兵力的敌人。这种现象被一些外国军事专家研究多年，总结出三个独特的优势，每一个都足以让普通人获得成功，三者结合更是难以复制。

首先，毛泽东能够将根基紧紧扎在广大的人民中，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特性。他早已意识到中国的力量来源于农村，只有与普通百姓紧密相连，才能在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当红军踏入新的地区，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地给世代缺乏土地的贫苦农民，使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不再艰难，自然会全心全意支持红军。大众主动为红军提供食物和情报，甚至愿意拆门板为战士们构筑工事，彻底让敌军在民众的围攻下手足无措。当时的陈诚带着数十万国民党士兵围剿中央苏区，带上几大箱银元企图贿赂村民探听红军动向，但无一人愿意接受这些钱财。国民党军进驻苏区如同盲目无知，红军的踪迹难以琢磨，民众则将国民党的行踪一一告知红军，导致敌军处处受挫。就在三大战役前期，超过500万的民众纷纷携带小推车、独轮车，将近96亿斤的粮食送往前线，外国记者目睹这一切不禁目瞪口呆。陈毅将军坦言，淮海战役的胜利完全依赖于乡亲们的无私支持，这种军民双方的信任感，是国外学者如何研究人民战争理论也无法复制的。

其次，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灵活多变，始终不拘泥于固定战术，使敌人难以捉摸。井冈山时期，红军与敌军的力量对比悬殊，不具备强攻的条件，毛主席与朱老总共同思考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十六字理念，巧妙运用这一策略使国民党军不得不疲于奔命。最为典型的就是四渡赤水一役，三万多红军在数十万敌人包围下，凭借灵活的战术和声东击西的策略游刃有余地走出了险境，敌军指挥官全程无从确定红军主力的位置，感觉如同被牵着鼻子走。其后，尽管很多人瞧不起游击战，但毛主席毅然带领队伍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在短时间内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抗日根据地，极大限制了敌人行动。到抗战结束，我方队伍直接壮大到120多万人，掀起了整个战局的翻转。随着局势变化，毛主席及时调整作战方针，灵活采用大兵团运动战，应攻则攻、应迂回则迂回，从未固守一种打法，总能让敌人充满疑惑。

最后，毛泽东始终目光远大，关注长远利益，绝不纠结于短期的得失。抗战初期，国内对于战局的看法各有不同，毛主席在陕北深思熟虑后，迅速写出《论持久战》，清楚地阐述了抗战应经历的防御、相持与反攻三个阶段，最终胜利必属于我们。他的预见与分析后来得到了印证。当抗战胜利后，别人都在庆祝时，毛主席迅速指挥主力部队涌向东北，因为那里是全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占领东北意味着在整体战局上的先发优势。依靠东北所聚集的百万大军，我们成功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开门红，拉开了胜利的局面。之后胡宗南对延安进行闪击时，许多人认为应该死守，毛主席却果断选择撤出，将红军藏在陕北的山沟中，用较小的损失有效耗尽敌军力量，把战局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在辽沈战役时，某些将领提议优先攻打长春，毛主席却力排众议决定先攻锦州，彻底封堵敌军的退路，使整个东北战场稳操胜券。

长期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美国学者韦尔曼在其著作中清晰地总结了这三项战略优势。简而言之，这些能力的核心在于“智取”，不依赖于人数和装备，而是仔细考虑谁来支持你、要如何作战和何处发力，使得胜利不再是偶然。